呼喊與回應
新加坡移工創作與當地社會的互動觀察
原文刊於「獨立評論＠天下」。2017年，我在新加坡的藝廊參加一場移工攝影展，展期只有4小時，展名為「Unspoken Life」（未說出口的生活）。當天許多移工攝影師到場為自己的作品解說，儘管我已經記不得每張照片的創作理念，但移工們自信的神情，至今仍令人印象深刻。
「Unspoken Life」是新加坡移工培力組織Aidha舉辦的移工攝影比賽，當天展示的全是得獎作品，照片分為三個展區，同時也是比賽徵件的三個主題，分別為：All Eyes on Me（所有目光看著我）、Colours of Us（我們的顏色）、How Far We’ve Come（我們走了多遠）。投稿者必須針對自己的照片提出相應的圖說。
每個主題在徵件時都有詳細說明，引導創作者拍攝符合主題的內容。例如How Far We’ve Come這組題目，就明確地鼓勵投稿者拍攝自己成為移工之後為故鄉和家人帶來的改變，比如蓋新房子、孩子上學等等；而Colours of Us的主題說明，則是希望投稿者用攝影紀錄自身對新加坡多元文化的觀察，因為新加坡是個「多元色彩」的國家。
這是一場影像質量和策展論述都很完美的展覽，但後來幾次回想，都讓我再次意識到，移工的作品進入當地社會，必然經過中介者的轉譯和論述。在這場展覽裡，移工的集體形象成為一群壓抑的創作者，每張放大輸出的照片都在強調：是影像的力量，讓他們從難以言說的生活裡解放。
確實，移工透過影像和圖說發聲了。但在這過程中，他們的聲音被裁切整齊，填進一格格擬好的論述裡，如同命題作文，當作者依循特定主題創作時，必然抹去部分自由發揮的空間。
因此當我們看移工的創作時，不僅要看作品形式和內容，更需要觀察這些文本如何融入當地社會，亦即，移工創作者以什麼策略與本地受眾對話？本地人又是如何轉譯他們的作品？
相較台灣，新加坡的移工創作在當地社會的能見度更高，因為使用英語交流，本地藝術家和移工創作者的互動機會也比較多。人口560萬的新加坡，有高達135萬名外籍工作者，拿基層工作簽證（WP）的幫傭與勞工有94萬人。如此龐大的移工人數，加上社群媒體的發展，為移工創造許多與本地社會交流的契機。2016年開始，陸續有移工詩人與新加坡的出版社合作，翻譯詩集出版，移工的文學活動早已不是過去自費印刷的小眾交流。
這裡我想談談孟加拉移工詩人Md. Sharif Uddin，他是在新加坡工作12年的建築工人，其代表作《陌生的自己》（Stranger To Myself）上市僅一個月就二刷，意味著移工書寫在新加坡不只是主體發聲的社會意義，更有著與本地作品一同競爭、進入主流書市的機會。
這本日記形式的英譯詩文集，記錄Sharif自身從2008年到2016年的移工生活，獲得2018年新加坡圖書獎（SBPA）最佳非虛構小說冠軍，是當地文壇非常重要的獎項。然而這本作品出版前，卻因為封面照片差點無法上架。因為經銷商質疑書封作者手夾香菸的照片不雅觀，直到出版社將香菸後製塗掉，書籍才成功在新加坡上市。這個例子顯示移工創作的中介不僅是文字翻譯，也必須在轉譯的過程中，盡可能地貼合當地讀者對作家形象的期待。
另一本移工與本地詩人共同創作的詩文合集《呼喊與回應》（Call and Response），則試圖挑戰新加坡讀者對作家身份的想像。這本2018年出版的英文詩集，由本地作家Rolinda Onates Espanola、Joshua Ip與孟加拉移工詩人Zakir Hossain共同主編，書中收錄30多位新加坡本地詩人及移工詩人的詩作。
這本作品集的特色不是透過文學強調「我們一樣」，相反的，編者有意識地藉由本地人與移工的身份差異，撐開彼此對話的空間，每篇移工的詩作就像「呼喊」，本地詩人以相似的主題「回應」一首詩。
書裡收錄孟加拉移工詩人Bikas Nath的詩作〈Bag〉，作者懷念他在孟加拉的背包裡面總是裝滿書，對於成為移工後的背包裡不再放書感到惆悵。與之對話的本地詩人Ann Ang則寫下：「我們的國家是一本書，只是我們沒有時間閱讀。」（Our nation is a book / but we have no time to read.）
這樣的對話看似平行線，卻又巧妙地產生交集；作品並置後，鮮明地呈現兩者社會位置的落差，其中一方的詩人，是在社會上更脆弱的位置進行寫作。
中國移工詩人侯偉的詩作也收錄在這本合集中。我問他看完作品集的想法，他只是笑笑的說，「我寫一首乙未戰爭的詩，另一個新加坡詩人就回應我諾曼第戰役，也是滿好玩的啦，就是對話嘛。」另一個移工詩人張海濤，對於作品集裡的身份差異就有比較敏銳的觀察。他明確地告訴我，自己到新加坡是來掙錢的，對這裡的感情比較淡，和留學生對這裡的感情不一樣。從兩人的回應，我發現移工詩人對自己的作品如何被中介者詮釋，也會保有自身的觀察，只是想寫詩、想發表作品的渴望遠大於這些幽微的心思。
「呼喊」與「回應」，這個書名本身就預設了雙方的主被動關係。做為一種集體創作的實驗，這本強調身份差異的作品集，提示許多值得深究的問題：如果作者不具備移工的身份，與本地作家的作品質量相比，是否經得起檢視？讀者對移工創作的肯定，是對文學表現的驚艷，還是對其身份經驗的憐憫和獵奇？
只不過，移工之所以書寫，也不完全是為了迎合本地讀者的審美品味。書寫在某些時刻，是抵抗壓迫的策略，也是對新加坡社會單向的呼喊。
今年4月，新冠肺炎疫情在新加坡移工宿舍爆發大規模感染，許多籠罩在恐懼之下的移工，不斷地透過社群網站發表詩作，向外界傳達宿舍的情況。其中一個活躍的移工臉書社團「Daily Life in COVID-19」（新冠肺炎下的日常），在新加坡鎖國期間，每天都有許多投稿，與政府強調齊心抗疫的正能量語彙相比，移工寫下的文字呈現截然不同的基調。
當疫情碰上齋戒月，也有不少孟加拉和印尼的穆斯林移工以阿拉（Allah）為題創作詩文，將不安的情緒寄託於信仰之上。人們的日常生活擠壓在有限空間，對周遭的感知更是敏銳，從外在環境到內在心境的轉變，都能寫出許多細緻的觀察。
移工在疫情籠罩下紀錄的生活絮語，再次提醒我們，移工創作之於當地社會的意義，從來不是多元文化的展演，而是提供反看自身的視角，是隱藏在官方宏觀的敘事下，不被看見卻不容忽視的微觀。
原文收錄於《速寫新加坡》，本書源自庭寬主持的「速寫新加坡：文學交流與書寫計畫」。
熬夜擠出這篇內容鬆散的文字，覺得有點可惜，畢竟人就是不在新加坡，也不在這個領域工作了。所幸能讀到本書其他作品，雖然疫情讓許多國際交流停擺，但跟著書裡其他新馬作者的文字，走過一遍新加坡的文學發展史，我彷彿又回那四季如夏的赤道，走進婉菁的城市書房，沈浸在浩瀚的南洋書海漫遊。
